一、 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区别
对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抽象化认识形成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经济学和管理学有不同的派别，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也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辞只是大同小异，而两门学科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
（一）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考虑规则的合理性，只能从大多数的一般行为出发进行分析，所以假定人是经济人（Economic Man）、理性人（Rational Man），或者是具有机会主义（Opportunism）倾向的人。
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从自己的经济利益了出发，通过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使其净收益最大化。当然，讲到最大化时都是指一定条件下的尽可能大，而不是无限大，即最大化是条件极值。理性人的基本倾向与经济人一致，只是把经济利益扩大到综合利益和长期利益。如暂时的奉献是为了长远利益或心理上和声望上的满足。但是，经济学同时也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而且具有可测性、可比性和客观性，因而是衡量交易对象的价值和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难以替代的尺度。所以综合利益的基础当然是经济利益，其衡量尺度也多用市场交易价值。因此。经济学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理性的行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经济人假设借助于可计量的货币作尺度，特别有利于定量化分析或模型化，但经济人的假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计量和模型化，这可从较少使用定量分析和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也挖于假定人是经济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假定，但隐含着经济人的假设。因为马克思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把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作为其理论前提。无疑，马克思是把行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前提的，只是这一前提在分析抽象规律和资本家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多；而在分析工人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少。
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认为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特征，只是对行为的理性程度颇有微词，认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他们认为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总想搭便车（Free Rider）。机会主义就是不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且想方设法用诡计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不一定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表现为明显的机会主义，但很难肯定哪些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小。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时却更强调追求经济利益及其手段。从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来看，这与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二）管理学人性假设
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必须兼顾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和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因为少数的特殊行为以对提高组织效率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坚守着经济人（机会主义）假设，而管理学却认为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种需要中属于低级需要，因而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早已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有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新理论，沿着这一方向，管理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起来。